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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向来带有很强的美文性,从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还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无不是在说理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这种带有美文性质的批评在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有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随笔批评,30年代有以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为代表的京派批评,它们都受到读者的喜爱。这些年来,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涌入,批评写作呈现学术化和知识化的趋势,形成了一种严肃得近乎呆板的学术论文体,这使得批评写作更加规范化,批评的学理性和理论深度也得到了提升,但这却在无形中扼杀了批评的个性和创造力。好在在学术论文体之外,随笔体批评以其文风优美、贴近创作、深入浅出的特点依旧占据着批评界的一席之地。吴义勤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批评实践中,随笔体批评魅力十足、风光无限。不仅从事此种文体写作的批评家队伍非常庞大,而且出现了许多在90年代批评界影响深远的典范性批评文本。”吴义勤认为,以李敬泽等人为代表的散文随笔体批评的特点是:“艺术感觉敏锐,语言灵动,富有个性魅力,极少学究气。而他们切入文本或批评对象的方式也常常出人意料,给人以新奇的感受与启迪。”在他看来,这样的批评“实际上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并最大限度地缩短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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