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分子职业困境考察—以苏籍报人为中心

【引言】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等级结构受到冲击，知识阶层亦即“士”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由传统而近代、由封建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变动”［1］。就职业角度而言，由士入仕的单一出路逐渐为多元化的选择所取代，翻译、律师、报人、军人和新式企业等，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从业机会和活动领域，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关近代知识分子转型问题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士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过程、时代特征、历史贡献、文化人格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相对而言，对知识分子职业转换过程及其职业境遇则关注甚少。笔者以为近代知识分子在不得不重新定位其职业角色之际，要克服的障碍和困难是多重的，特别是被排除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其职业境遇更不乐观。该群体在求职、职业收入、社会地位、职业认同和职业稳定性等职业境遇方面普遍存有困难。具体而言，废科举后，“士—仕”职业模式难以为继，知识阶层失去了传统的上升路径，面临“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的尴尬处境［2］( P149) 。虽其可从事军警、工商、律师、西医、报人和翻译等多种近代新式职业，但入职也并非易事，且这些职业的社会认同度和自我认同度都较低，经济收入不高，职业缺乏稳定性。在这一方面，近代苏籍报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实例。近代江苏地区( 尤其是上海) 报刊业兴起早、规模大①，是接纳本地知识分子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不少苏籍知识分子如王韬、沈毓桂、蔡尔康、李杕、黄协埙、高太痴、伍廷旭、范祎、陈冷、彭翼仲和包天笑等，都曾投身于报业。他们有的短期从事，有的则长期服务，转变为职业报人，甚至因此驰名社会。不过，如果深入研究他们的职业历程，就会发现这一职业人群的处境，实际上并无挥斥方遒、快意文字的风光; 相反，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恰是近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困境。本文主要以近代江苏籍( 包括上海) 报人为例，对近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困境问题作初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