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给付行政裁量的规制完善

【引言】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① 这里所说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恰是法治行政原理的核心价值。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来说，提倡“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亦即强调程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有机结合，重视过程论和利益均衡论的视角。唯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才能依法、合理地行使权力，充分、及时地实现权利。而行使权力和实现权利，皆须“依照法律规定”确立相应的秩序，以法规范为基础，以明确的标准规定、完善的操作规程为支撑；当法规范、标准和规程不足之时，则辅之以理以情。而相应的变通之举，其自身应当成为既有法规范、标准和规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主体行使国家的行政权，一方面须受法规范的羁束，另一方面须适应社会千变万化的复杂事态。由于行政事项繁琐，而客观情况和形势变动不居，所以，法规范的规定往往难以避免滞后，难以做到绝对周延，对各种不同情形很难规范无遗，不同规范之间难免存在不一致性。法规范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如果完全拘泥于法规范的具体条款，有时候将难以达到便民、利民和实现公共利益的行政目标。因此，法规范对某些事务允许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在进行相应授权或者委托的同时，亦应设定相应的裁量空间，允许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对相应事务进行（自由）判断。这种“行政裁量”权即便在个别情况下可称之为“自由裁量权”，也并非完全的放任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