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探析

【引言】当前，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其中，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农村人口空心化导致的农地抛荒、闲置浪费现象日益凸显；而在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点无序扩张、侵占耕地更加严重［１］。这既造成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也危及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动愈发频繁，而我们尚未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由于退出机制的缺失，导致了农民在社会流动中选择永久地退出农村和农地的比率极低。从长远来看，这种“退而不出”的人口流动模式加剧了经济结构二元化，严重制约了农民市民化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储备留在农村，使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化滞后且不稳定的主要原因［２］。因此，推动农民市民化，实现农村人口有效转移的重要环节是要构建一种农民退出农地经营、退出农村的新型机制。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如吕天强［３］、钟涨宝、聂建亮［４］、王建友［５］、楚德江［６］等对农民退出农地承包权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他们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制约因素以及对策建议等。一些地方也进行了农民“退地”的改革实践，如成都的“双放弃”、重庆的“土地换户口”以及嘉兴的“两分两换”等。但是，从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这些“退地”实践并不成功，并没有带来“土地退出”的良性发展，甚至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质疑。这些“退地”实践尽管存在诸多消极的因素，但是，并不违背市场化改革的价值取向，从长远来看，不仅有利于农地的集约利用与规模经营，也是实现农民市民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为我们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