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标准与策略—斯科特的农民研究

【引言】从上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农民问题再次受到英语学术界的关注，甚至被视为当代最紧要的问题之一，形成了一个所谓“农民再发现”的学术现象［1］。在农民社会、农民经济、农民文化、农民阶级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有多部著作论及农民对剥削和压迫的抗争，它们对现代政治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指出，面对农业商品经济的挑战，处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土地贵族与农民的回应态度并不一致，阶级关系的组合形态也存在区别，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同社会的现代化的路线，即究竟是通过农民革命还是通过社会改革而走向现代化［2］。沃尔夫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则借由20 世纪六个主要由农民参与的革命和反叛的案例分析指出，当农民不能依靠传统乡村安全阀减少其生存风险，并且外部的生存机会很少或者受到严格限制时，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连同小农心理上的焦虑将会诱发农民革命，或将农民卷入革命［3］。此外，波普金的《理性的农民》则采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农民运动中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并认为农民是否积极参加革命取决于每个农民对利害的权衡［4］。在这个研究浪潮中，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的视角独树一帜，陆续出版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例如，《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1976)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1985) 、《统治与抵抗的艺术: 隐藏的文本》( 1990)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1998) 、《不被统治的艺术: 高地东南亚一段无政府主义的历史》( 2009) 等。就研究路径来说，斯科特以人类学的和底层的视角，以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东南亚传统小农为观察对象，他们作为东南亚国家征兵、税收、农产品的主要贡献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中一直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斯科特的研究呈现了这些原来只有统计学数字意义的无名者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逻辑。从研究命题上说，斯科特的研究将以往学界对农民革命的关注，转移到了对农民日常反抗的分析。按斯科特的说法，以往对农民反抗的研究重点被误置了，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农，他们从不具备革命的抱负和胸怀，小农的文化特点决定了日常反抗方式的现实性和策略意义。斯科特自信地指出，“任何历史或农民政治学的理论，若想公正地看待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农民，就必须认真对待我所提出的反抗的日常形式(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