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劳动及技术水平与西部经济增长—基于陕西省１９５２～２０１１年的数据

【引言】宏观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产出本质是生产要素同技术水平的有效结合，增长核算方法将经济的增长源泉归结于生产要素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进步，因此，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增长状况时，以资本和劳动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以及称为全要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简称ＴＦＰ）的广义技术水平就成为研究的重点。Ｋｒｕｇｍａｎ研究表明，韩国等亚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源于资源要素的大量投入，而以ＴＦＰ为代表的技术效率增长并不明显，由此说明东亚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神话［１］；ＵＮＩＤＯ对包含中国在内的１７个国家的生产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ＴＦＰ缓慢上升，但改革深化期却呈下降趋势，相应的ＴＦ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明显下降［２］；ＯＥＣＤ 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快速平稳，但ＴＦＰ的贡献逐步下降，依靠投入引致经济增长的特点越发明显［３］；国内学者郭庆旺和贾俊雪研究发现，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经济迅猛增长期间ＴＦＰ的贡献远低于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同样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属于资源密集型［４］。不一致的是，易纲等通过制度变迁等四方面论述了中国经济效率在提升，试图反驳上述有关中国ＴＦＰ增长率低下的论断［５］；张优智的研究证实了１９８７～２００９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６］；杨宇和邓翔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虽然技术因素贡献率较低，但在逐步增长，尤其２０００年后增速不断加快［７］。可见，通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要素及ＴＦ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可以探明其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投入型增长，还是集约化发展，进而为制定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但国内外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中要素贡献率的代表性研究结果相差较大，一方面在于所选时间段不一致，另一方面在于研究方法及其假定条件各异，此外在对要素尤其资本的表征量进行选择时，也有所差异。同时，现有研究大多涉及国家层面，对于区域的研究较为鲜见，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路径进行系统性、深入研究的文献更是空白。正是基于此，本文通过建立增长理论模型，基于陕西省的数据，实证研究西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的贡献率，同时探明改革开放及西部大开放等对中国尤其西部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并对增长方式进行判定，以期为国家促进西部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提供理论依据。之所以选择陕西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从地理位置来讲，陕西地处我国中心，具有连接东、中、西的桥梁作用，对于国家政策的落实，能更好地进行贯彻；另一方面，陕西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且处于关中－天水一体化战略中，从国家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角度，可以作为整个西部发展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