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复仇精神从史传到小说的嬗变—以《史记》、《聊斋志异》为例

【引言】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太史公笔法”甚至成为后世撰写历史所依傍的一个准则。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积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① 代表了中国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一个作为史传文学的里程碑，一个是描写鬼狐花妖之集大成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蒲松龄认为自己的《聊斋志异》也是历史，只不过是不同于正史的“异史”，这由《聊斋志异》篇末的“异史氏曰”可以得见。《聊斋志异》受《史记》的影响非常之大，单从体例来说，它采用的也是纪传体式的书写方式，《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聊斋志异》传主的身份虽然有些特别，大多数不是现实中的人物，而是虚拟的鬼狐花妖，但作者的终极目的却和《史记》一样，是为了“传畸人畸物于千秋”。在写作方式上，蒲松龄有意学习司马迁对人物的撰写方式，先介绍传主的生平履历，然后“以人系事”，选取典型事件来叙写典型“人物”，篇末也常常模仿《史记》的“太史公曰”来一段“异史氏曰”加以点评、补充。蒲松龄对司马迁一直非常景仰，他们的创作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史记》乃“发愤之作”，作者想要“成一家之言”，《聊斋志异》也是一部公认的“孤愤之书”，是为了“有意作文，非徒纪事”之作。仅以讴歌游侠复仇精神的作品而论，蒲松龄曾在《题吴木欣〈班马论〉》里说：“余少时最喜读游侠传，午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②《聊斋志异》中，《侠女》、《聂政》、《红玉》、《辛十四娘》等篇章皆系描写侠士之作。蒲松龄同司马迁一样，皆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而选择著述立言的方式，在作品中快意恩仇，一抒块垒，寄希望在万千的读者中，找到真正懂得自己的人——— “述往事，思来者”。蒲松龄不仅喜欢读《游侠传》，而且在《聊斋志异》中付诸创作实践，因为侠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千古文人心中皆有一个侠客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