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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五四时代是一个思想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演绎着中华民族新旧文化的冲突和传统道德观念的裂变。“父权”作为残旧僵化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整体代指成为了新文化先驱们的反抗对象,而“少年中国”的新生一代对“父权”的否定,不啻是文化和观念领域的“一场象征性弑父行为”。[1](P3)这种象征性的弑父行为可以解释为一种新旧文化的冲突———“新兴的‘子’的文化对维系了两千年的‘崇父’文化的彻底反叛乃至彻底罢免。”[1](P3)五四时代也因此成为了反抗“父辈文化”的精神弑父时代。然而,新文学对“父性”的书写却并不是一“弑”到底,父亲形象的丑恶嘴脸也不是从始到终。相反,1920年代现代作家笔下的“父性”书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反封建的“子辈同盟”的“审父”与“丑父”,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女性作家的“寻父”与“恋父”,使得“封建之恶父”和“现代之善父”作为多元化的精神能指先后出现并共同存在于1920年代的新文学史中。而随着对推动这场“父性书写”演变历程的源动力的探索,被遮蔽的另一重历史跃然纸上,呈现为“弑父一代”在“寻父”历程中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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