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路线外包对我国主要产业效率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引言】伴随着21 世纪外包① 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其经济效应逐渐成为近期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既有国外文献在外包对发达国家经济效应问题上的研究已基本成熟，代表性文献包括Hijzen 等( 2005) 、Amity ＆ Wei ( 2005 ) 、Ekholm ＆ Hakkala( 2006 ) 、Olson ( 2006 ) 、Hijzen ( 2007 ) 、Grg 等( 2008 ) 、Ito 等( 2008 ) 以及Naghavi ＆ Ottaviano( 2009) 等。但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外文献很少展开以发达国家为本位的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方向则分为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重点关注我国承接外包的经济效应，例如，承接外包可以扩大就业和影响收入分配( 宋玉华、周均， 2006; 孙辉煌， 2007; 任志成、张二震，2008; 江小涓， 2008; 孙宇，2009) 、促进技术外溢( 王晓红，2008; 刘绍坚，2008 ) 、促进产业升级( 张明志，2008) 、均衡利用外资( 赵楠，2007) 、增加财政收入( 唐建华，2008)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 顾磊，2009) 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张少华、陈浪南，2009) 等; 第二条路线则开始关注我国对外外包①的经济效应，此类研究不多，代表性文献包括: 工业行业外包对生产率、产出和就业的影响( 徐毅、张二震，2008) ，不同形式外包( 物质投入外包、服务外包) 对工业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刘海云、唐玲，2009) 以及制造业服务外包对服务业产出、劳动力转移、生产率及其增长滞后性的影响( 原毅军、刘浩，2009) 等。①卢峰( 2007b) 曾从“产品内分工视角”明确地将外包定义为: 企业保留特定产品生产供应基本定位前提下，对生产过程涉及某些环节区段的活动或工作，通过合同方式转移外部厂商来承担; 谭力文等( 2008) 则在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外包的范围既包括将以前在企业内部完成的任务转移到外部供应商完成的活动，也包括将企业以前根本没有执行过的任务直接交由外部供应商完成的活动。基于已有文献，本文从产业层面界定我国的对外外包对象: 不仅包括国内已有但无效率的工序，也包括不能完成或将来有可能完成但效率低的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