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与信贷歧视—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

【引言】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偏小，银行借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主要地位，对经济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①。尽管我国银行业自2003 年股份制改革以来，在加强内部治理、外部监管以及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银行与贷款企业共同的产权性质仍是目前特殊的制度背景( 吴军等，2009) 。在此背景下，银行往往在放贷过程中，偏爱国有企业，歧视民营企业。已有大量文献从获得贷款金额、贷款成本、贷款期限等方面证实了“信贷歧视”的存在( Brandt et al． ，2003; 江伟等，2006; 方军雄，2007; 陆正飞等，2009) ，但该歧视行为在贷款之后是否继续存在仍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Jensen and Meckling ( 1976) 提出的代理理论构成了现代债务监督的理论基础，负债带来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要求企业盈余稳健则是解决该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 Watts，2003) 。银行作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贷款人，是否要求企业会计稳健成为国内研究讨论的重点( 何贤杰等，2008; 徐昕等，2010; Chen et al． ，2010) ，他们发现银行对稳健性的需求受到借款期限、企业和银行产权性质的影响。但现有相关稳健性的研究忽视了债务合同的稳健性条款，对研究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Beauty et al． ，2008) 。财务报告稳健性与债务契约中的稳健性条款可能存在两种关系，如果两者在解决代理问题过程中扮演类似的作用，那么二者是互相替代关系。另一种可能是，当两者在解决冲突时，存在各自相对的优势和劣势，那么他们应该呈现正相关关系。两者究竟是何种关系，经验证据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Beatty et al． ，2008; Wayne，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