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庐山的文化建构

【引言】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历经30 多年的统一战争，平息了各地的反叛势力。然而，人民对清朝的国家认同尚未形成，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尚未确立。为此，康熙帝采取“巡幸与广赐翰墨”的方式，建构接续治统的政治认同与崇儒重道的文化认同［1］( P1 － 17) 。地处江西最北端的九江，素有“江西门户”“七省通衢”之称［2］( P1) ，清初曾是南明政权抗清与“三藩之乱”的重镇［3］( P523 － P528) 。在康熙朝建构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中，横跨九江、南康两府的庐山［4］( P19) 因其具有丰厚文化底蕴而成为这场国家建构的主场地。庐山主峰海拔1 474 米，北枕长江，东、南面濒鄱阳湖。大江、大湖与大山的浑然交汇，形成了庐山秀丽的风景，气候宜人，交通便利。自东晋以来，诸多佛教僧人、道教徒、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庐山，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东林寺与慧远僧团，标志着佛教的“本土化与中国化”［5］( P21 － 74) ; 唐玄宗敕建的“九天使者庙”，反映了民间道教的正统化与国家化［5］( P76 － 114) ; 朱元璋塑造周颠仙人与庐岳神，促成了庐山文化与王朝政治的结合［5］( P115 － 155) ;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清初创建紫阳祠，推崇儒僧与儒道，树立了庐山的理学道统［5］( P156 － 197) ; 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到庐山租地、划界、建立“牯岭特区”，国人相继仿效，创建了“莲谷新村”“小天池新村”“太乙村”及“庐山三大公建”等新型社区，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过程［5］( P198 － 236) 。在儒释道互动及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同文化因子不断被加入、改造、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结构的庐山文化系统。本文考察的康熙时期庐山的文化建构，正是庐山已有的儒释道文化因子与异族政治统治相结合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