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份吐鲁番文书看唐律的变化

【前言】《唐律疏议》是唐代重要法典，也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法典。关于其制作年代，学界有着很大争议。日本著名学者仁井田陞、牧野巽认为是制作于开元二十五年，现存《唐律疏议》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开元律疏。我国学者杨廷福、蒲坚、郑显文等则认为是制作于永徽年间，现存《唐律疏议》就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制定的永徽律疏。杨廷福、蒲坚、郑显文等先生的论述虽然各有理据，但就其论证来看，实际并不能成立，对此，笔者在《仁井田陞等〈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及其在中国的学术影响》和《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新证》两中已有专门论述，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此处不赘。我在这里要论述的则是吐鲁番出土的LM20 － 1457 － 20 － 01、大谷5098、8099 号《贼盗律》残片(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贼盗律》残片”) ，这一残片具体而微地揭示出唐律及其疏议在唐代的一系列变化，也从事实上进一步证明《唐律疏议》并不是永徽律疏，而有可能是开元律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