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流亡政府”的国际生存空间策略

【引言】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世界目光聚集北京之际，达赖喇嘛访问了日本，并在记者会上公然将我国钓鱼岛称作日方命名的“尖阁列岛”。此举再次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愤慨。达赖喇嘛想借此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和平人士”的形象，提升个人影响力；而日本右翼也企图借达赖喇嘛的访问，赢得它在领土争端上的舆论支持。达赖喇嘛的上述举动就是其整套国际生存策略的表现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深知，作为一个非国家实体的流亡政治势力，要在国际舞台上生存下去，“如果没有一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一天也混不下去”［１］。因此，我们看到，从１９５９年流亡印度以来，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谋求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争取国际生存空间，显示其国际存在。综而观之，其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策略有以下几种：其一，竭力经营与印度的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政治流亡者与所在侨居国的关系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侨居国以提供庇护所的方式置换其所需的某些政治、经济、军事或道义等方面的利益。由于地缘政治与宗教的原因，印度成为达赖喇嘛的最佳政治庇护所。在这次利益交换中，印度不仅扮演了佛教“护法者”的角色，赢得了宗教道义上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中国的博弈中，有可能在中印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或缓冲国，从而减少了来自印度北方的不确定性；而西藏分裂势力在这次利益交换中则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寄人篱下的达赖喇嘛深知，自己只是印方对华战略的一个棋子，要想在印度长期生存下去，必须紧跟印度的步伐，为印方谋取各种可能的利益。由此，我们看到出生于中国青海的他多次自称是“印度之子”，“我一直靠着印度的食物生存着，而印度的自治给了我巨大的机会。由于这些原因，我将自己视为‘印度之子’。外形上，我是一名藏人，而从精神上，我是一名印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