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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科技”,科学技术的合成词。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的基本结构是由技术活动者、科学基础以及技术———科学方法构成其特性的”[1]18 。而自然科学无论从研究课题,还是从研究手段,直至成果鉴定,都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及其手段。由此,海德格尔认为,科学理性的实质是技术理性,科学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控制论的亦即技术特征。现代科技由于社会组织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已成为包含多部类、多行业、多层次产学研一条龙的庞大的社会职业体系和集体行动。现代科技研究更是高度机构化和计划化。正如让·拉特利尔指出的那样,“这些机构往往是按照官僚政治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它按照明确的科研规划发展,而这些规划经常受到外在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动机所支配。而且,研究越来越多地旨在不是解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问题,而是利用科学知识、方法和技艺来创造新的工业过程,为经济建设提供新的资源,制造新式军事武器,或者服务于区域的或国家的发展规划”[2]10-11 。特别是20世纪高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科技伦理风险增大,诸如生态环境、人口、能源、食品安全等科技伦理问题困扰全球。康德的问题式“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应当想什么”、“人是什么”和“我们能够期望什么”,再度成为我们反思现代科技和追问现代科技的本质与意义的问题式。由此生成了关于现代科技三重逻辑即现代科技的本然逻辑、实然逻辑与应然逻辑及其相互的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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