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引言】在宋代的《中庸》诠释史上，胡瑗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正如夏长朴先生所说的，“胡瑗首开儒者著述《中庸》之风”。［１］（Ｐ１５９）按《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胡先生中庸义》一卷，其弟子盛乔纂集而成，这是目前所见到宋儒最早诠释《中庸》的著作，朱彝尊作《经义考》，有宋诸儒的《中庸》论著即首列安定的《中庸义》。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似乎尚未有人对其展开研究，①究其原因，或许是“文献不足故也”。胡氏《中庸义》一书早佚，博雅如朱彝尊，亦称其“未见”（《经义考》卷１５１），是以夏长朴先生说：“原书已亡佚，晁说之的《中庸传》残存数条，但已无法知其原貌，殊为可惜。”［１］（Ｐ１５９）按晁说之的《中庸传》留下胡瑗论述《中庸》的材料仅有６条，且多语焉不详，确实无法通过它来考察胡氏的《中庸》学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无法知其原貌”。在胡氏目前尚存的著作中，《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等，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庸》及其相关义理的论述，而更为宝贵的是，南宋卫湜所著的《礼记集说》中，留下了２７段胡瑗论述《中庸》的材料。如果以朱子《中庸章句》所分的３３章为参照，则保存在《礼记集说》中的资料，分别散布在其中的２３章中，①可以说安定之《中庸》学说的基本面目已可通过该书而获得了解。是以本文即以卫湜之《礼记集说》、晁说之之《中庸传》，以及胡氏本人之《周易口义》等著作为资料基础，试图对胡氏之《中庸》学说作一个概要性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