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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中国文学批评尤其是修辞研究中,用典历来是个引人注目的议题。王希杰认为这是缘于“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中国人有怀旧情结,用典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种修辞手法”。① 然而,尽管历代文人学士对用典现象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他们对待用典的态度却不尽一致甚至存在根本分歧,在界定用典和阐述其功用时可谓言人人殊。祁志祥曾总结出三种不同态度,可概述为: 1) 从典雅要求出发,明确赞同用典; 2)对用典进行激烈批评和否定; 3) 保持中立或提出有条件的辩证运用。② 此外,另有一种虽无代表性但能反映出论者矛盾或两可的复杂心态,如宋文翰《国语文修辞法》“有时候强调用典有好处,有时候又不主张用典”,其叙述之模棱矛盾耐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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