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根本不确定性与政府管制

【引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新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的一切命题的基本分析方法，都包括在Ｗａｒｌａｓ－Ａｒｒｏｗ－Ｄｅｂｒｕ一般均衡体系中，因有效市场假说与理性预期假说作支撑，主流经济学处于完全确定性和风险背景，可以做出理性选择行为，看不到任何市场失灵。然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难以更好地解释诸如非自愿失业、经济危机等一些异常经济现象，亟需重新审视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则放弃理性精神，运用非遍历性理论进行研究，突出动物精神，转向根本不确定性及其应对研究，更好地认清主流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适用范围和政策原则。因此，本文依据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风险与根本不确定性差异，划分出遍历性（ｅｒｇｏｄｉｃｉｔｙ）与非遍历性（ｎｏｎ－ｅｒｇｏｄｉｃｉｔｙ）两分法，确立研究的特点，更加接近真实世界，不是简单地实行自由放任，而是实行有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减少不可消除根本不确定性的作用范围，为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环境，从而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就是说，传统政府管制基于市场失灵，至多涉及风险，并没有考虑根本不确定性问题，即使后凯恩斯主义者Ｓａｗｙｅｒ（１９９０）涉及与产业经济学的关系①，但并没有突出根本不确定性，尤其在政府管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