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中的“文”与“道”

【引言】在语文教育中，“文”与“道”的讨论是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出现过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一场著名的“文”“道”之争，刘培坤老师用下面两个论断来说明语文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文以载道”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并认为教学生“学会了文”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学通了道”是自然结果。①后来，陈望道先生在谈到这种争论时说道: “……在讨论中有两种意见: 一种以‘道’为主，一种以‘文’为主……后来逐渐认明: 语文课总是语文课，不能教成政治课，这个讨论才上了正轨。”② 应当说，这次讨论涉及了对于语文学科的学科性质的讨论，是对于语文“工具性”的再认识，而这场讨论的结论大概当得上“文道结合”这四个字。如何实现“文道结合”? 则非“文以载道”不可———这样一种思维背后的假设，无论是重“文”，还是重“道”，都预设了“文”的“工具性”，即是达到“道”的工具。所以，“文”“道”问题的另一种形式则是对于语文“人文性”和“工具性”的追问，而这样的讨论则一直延续到今。其中比较著名的论述有张志公先生1963 年写作的《说工具》，③1978 年洪宗礼先生发表的《论语文是基础工具》，④而王尚文教授1997 年发表的《“人文说”和“工具说”的分歧》一文中则认为语文学科“绝对不是工具学科，而是人文学科; 它的基本特征是人文性而不是工具性。”⑤ 如果我们按照“文”和“道”的范畴来理解，在这里，“文”已经摆脱了单一为了“载道”的工具主义，而展现了本身的“素以为绚兮”。在2001 年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中，似乎为这个争论做出了纲领性的统筹回答: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⑥在2011 年的课标中，则维持了这一说法。在现实语文教育生活中，“文”与“道”的问题也并不鲜见，譬如，学生在掌握新鲜的作文技巧的同时，作文内容却一如既往的陈旧与空洞; 阅读教学中对于“文”的“肢解”和对于“道”的灌输; 又如老师的角色在“文”与“道”之间如何定位? 这些问题与思考使得研究者们需要再次回到“文”和“道”的原点，并沿着“文”、“道”发展的脉络，追问诸如: “文何以载道?”; “文何时开始载道的?”; “文载的是何道?”等等问题，笔者相信，这样一次理论的跋涉，可以为实践提供一些思考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