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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男尊女卑”不只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在西方亦是如此。根据在西方影响深远的《圣经》中讲述的夏娃与亚当的故事可知,夏娃是上帝耶和华用亚当身体里的一根肋骨创造出来的。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女人是由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肋骨而创造的,这就注定了在古人意识里女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必须依附于男人,受男人管辖。很长时期以来,生活在父权文化社会里的女性的处境一直很尴尬,处于被轻视、甚至被鄙夷的位置。譬如,柏拉图认为,女人是在世上作恶多端或胆小怕事的男人退化而来的。[1]8卢梭宣称妇女永远不应该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她必须在恐惧心理的支配下发挥其天生狡猾的才能,她必须变成一个风骚的奴隶。[2]31亚里士多德则直截了当、毫不避讳地表示: “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 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 男人是主动的,他很活跃,在政治商业和文化中有创造性。男性在塑造社会和世界。在另一方面,女人是被动的。她天性就是呆在家中的,她是等待着活跃的男性原则塑造的物质。当然在任何尺度上,活跃的成分总是地位更高、更神圣。”[1]8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挪威正处于父权文化社会,男性是社会中心和主宰,象征着绝对权威,女人必须依附、崇拜和服从于男人。因此,当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要么是完全听任男人摆布的“居家天使”形象,要么是被妖魔化的、令人厌恶的“毒妇”、“恶女”形象。在女性的这种尴尬社会处境下,作家西格丽德·温塞特创作了大量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如《马尔塔·乌丽》、《幸福的时代》、《贞妮》、《春》等。然而,真正能体现她内心深处和谐之声的是《新娘·主人·十字架》( 原著名称Kristin Lavransdatter) ,作品中男女两性及携手合作、并肩拼搏,无处不流露着作者对“双性和谐”的殷殷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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