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的表象与灾害民族志

【引言】1976 年7 月28 日唐山大地震造成了超过24 万人生命的损失。8 月19 日、22 日及23 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潘县及平武县又接连发生了7. 2 级、6. 7 级、7. 2 级地震。虽然三次地震并未带来大的人员伤亡，但是其他诸如农田、房屋、水电、桥梁、公路却损失严重，在基础设施家底本来就薄的这一地区，充分体现出了灾害论中所强调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1976 年唐山地震的紧急救援及灾后重建是新中国应对巨大自然灾害的一次重要的考验，同时也催生了社会科学对地震灾害的关注。然而在经历了二战以后，世界的社会科学对于灾难、灾害的研究日益增加、日益成熟。1977 年，学术界出现了两个灾害的概念: 一个是日本学者高桥浩一郎的灾害的四类型说，一个则是美国学者巴坤( Michael Barkun) 的三类型说。其中包含时空概念的灾害分类类型，不仅使得灾害的概念更为清晰，更便于不同研究视角的细化，同时也为社会科学更为广泛地进入灾害研究铺平了道路。21 世纪初，人类学在体系化地进入灾害研究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发挥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通过田野调查去完成灾害民族志的建构，因此对于灾害表象的处理就变得尤为重要。21 世纪初系统性的人类学对灾难的研究出现以后，一方面丰富了灾难的社会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学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即灾难民族志的写作。以往的人类学民族志中，或多或少地涉及过田野地的灾难及灾难的文化解释，然而并没有一部完整的灾难人类学视角的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