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翻译文论的话语模式及其启示

【前言】新中国翻译文论即1949 年以来“在中国”的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尽管其存在是一个不争的学术事实，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评价却存在着巨大歧异，并因之形成了不同的话语表述模式。长期以来，谈及在中国的西方文论，人们通常会将它与“中国文论”分离开来，进而阐发两者之间的“体用关系”或“分化关系”。这种二元思维方式一开始就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对立起来，偏离了作为学术研究逻辑起点的一元化整体视角; 而且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容量不足，能够从中析离出来的关系类型也相对有限。比如说，从“体用说”析离出来的关系类型无非是“中体西用”( 张之洞) 、“西体中用”( 李泽厚) 和“互体互用”( 王岳川) ［1］，能够从“分化论”中引申出来的关系类型无非是西化论、中化论或互化论。更根本的问题是，它对在中国的西方文论的历史现实缺乏解释潜力。